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以下簡稱廢死聯盟）對此發表了『亞洲不能走回路～對日本重啓死刑執行的看法』一文，文中除了建議日本應當建立更加透明的死刑制度外，也再一次要求法務部長應當繼續停止執行死刑：
『是否簽署執行令，過去日本歷任法務大臣，有堅持理念而不簽署者；近來台灣曾勇夫部長接受央廣採訪時也表示，前兩位部長不簽署執行令也未必違法。「停止死刑執行」（moratorium）應該是政府面對死刑這個存在著非常多缺陷、一旦執行無法回復的制度，最合宜的措施。』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亞洲不能走回路～對日本重啓死刑執行的看法』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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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中提及，國際人權聯盟(FIDH)在2008年針對日本死刑制度的報告『日本的死刑制度：沈默的法律（the Death Penalty in Japan: the Law of Silence）』（原文連結），儘管仍是屬於人權聯盟單方面的看法，但想進一步瞭解日本死刑及司法制度的網友，不妨下載閱讀。至於這篇文章，主要探討的重點是：法務部長是否有『不簽署死刑執行令』的權利？
在刑事訴訟法第461條中，僅規定『死刑，應經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令准，於令到三日內執行之。』對於法務部長簽准死刑執行令的時效，並沒有強制性的規定，所以即使法務部長選擇不簽署死刑執行令，法界人士一般皆認為，對法務部長而言，沒有刑事上的責任。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此種繫於法務部長一人的『停止執行死刑』，是否正如廢死聯盟所言，是『最合宜的措施』？
刑事訴訟法之所以不規定法務部長簽准死刑執行令的時效，其意義在於針對有新事證或有誤判風險的案件，給予在最後一刻進行複核，減少誤判的機會。但如果只因為沒有辦法取得民意的共識，修改現行法律廢除死刑，就要求法務部長將此一權利變成判決死刑者的通例，只要遇到死刑判決，就以『不簽署』的方式因應，這不但曲解了當初立法的意義，此種『以一人之力，阻擋法律執行』的現象，亦無益於法治社會的運作。就像消防車可以在缺水時為民眾送水，但民眾不能因為沒辦法接自來水或是家裡的管路有問題，就每天打119叫消防車送水，還可以美其名說是『打119是小老百姓面對自來水公司這個存在著非常多缺陷（申請要時間，每個月要收錢，還常常會停水）、一旦執行無法回復（好吧，誰告訴我供水系統接好後，還可以整組挖掉回復原狀的？）的制度下，最合宜的措施。』
說到這裡，我們先跳開這個主題，回顧一個有點久的大法官解釋：釋字第490號：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490號（民國80年10月01日）原文連結
這個釋憲案的聲請人，是一位『耶和華見證人』教會的基督徒，因為該教會要求信徒對世上的戰爭，均應採取中立立場，不干涉他人行動。所以聲請人在入伍服役時，即因為拒絕接受戰鬥訓練，被依抗命罪判處徒刑，在出獄後，也因為拒絕團管部的召集及回役召集，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而再度被判刑。聲請人聲請釋憲的主題之一，即在於兵役法的第一條：『中華民國男子皆有服兵役之義務』，是否與憲法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相牴觸？
大法官對這個主題的見解是：憲法第十三條包括的宗教自由包括：
- 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
- 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
- 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
回到廢除死刑的主題，在死刑執行上，廢死聯盟一直將政府執行死刑的原因解釋為『看某人不順眼，所以要宰掉他』，將民眾支持死刑的理由簡化為『想要看某人死，所以要做掉他』之類的（當然，廢死聯盟的用語不會像我那麼粗鄙無文）。但一如上述大法官的解釋文所言，刑法規定的死刑，也是基於維持社會秩序的考量，並不只是單純的『看某人不順眼』。如果只是因為個人意志，就可以運用法律授與個人的職權，不經判斷就阻卻法律執行，這是否讓某些人即使在蓄意奪取其他人生命的前提下，卻因為特殊身份，而得到法律執行上之優待或寬免，反倒有違憲法保障生命權及平等原則之美意（或許還不到違憲的程度）？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說到這裡，廢死聯盟或許已經大聲疾呼，要求法務部長不簽署執行令，是為了爭取時間蒐集新證據，為冤案平反。
那好吧，我們再看另一個例子。
今年7月26日，屏東地檢署的某位檢察官遭到監察院彈劾，理由是因為這位檢察官積壓未處理的案件太多，其積案量不僅全國第一，甚至其積案數佔全國的二分之一，有些貪污案甚至五年內，都不曾開過偵查庭。而該位檢察官的理由是：法務部要求檢察官限期結案不合理，案件查得不清不楚，檢方濫行起訴，後來被法官以證據不足判無罪，才是打擊司法威信。當辦案速度與品質不能兼顧時，寧可選擇品質。
如果你看過日劇『Hero』的話，應該可以體會到這位檢察官口中檢察體系的困境：檢察體系因為案件多，人力少，在單一案件上投入的資源及時間，都難以與律師事務所抗衡，所以在審判過程中，檢察官往往會居於劣勢。
但是在『注意品質』的背後，付出的是龐大的社會成本。
有些當事人因為案子未結，五年來一直活在案件的陰影中，無法升遷，調職，還要面對旁人的異樣眼光，就算是死了，也無法洗脫冤情。
有些當事人因為死亡或遷居，就算真的開偵察庭，可能也找不到多少人出庭。
同樣的道理，停止執行死刑或許可以讓已定讞的死刑犯苛延殘喘。滿足人權團體的要求。
但是在這個成就的背後，付出的是兩個家庭終身的煎熬。
對被害者的家庭而言，這個案件永遠沒有結束，比較看得開的，或許還可以像人權團體所說的，藉宗教力量重新站起來。但更多人回首過去，將只是恐懼、痛心和絕望的綜合體。
對加害者的家庭而言，也不會因此而解脫桎梏。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親人的生命，是繫在一個人身上，而不是繫在國家機器的法律機制下。除非明天的法務部長還是同一個人，他們親人的未來將永遠是未知數。就像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因為明治天皇駕崩而大赦重刑犯，以至於當時的囚犯只要出外服勞役時遇到一般平民，就會問：『天皇安康否？』一樣。
這種類似量子力學中『薛丁格的貓』一般，處於不生不死，懸而未決的狀態，顯然不是廢死聯盟多年來，向國人描繪的願景及目標。
從不開槍的士兵，不設期限的檢察官到不簽字的法務部長，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通點。
這些人身上都肩負著責任和其他人的命運，但是他們都因為各式各樣的理由，放下了肩上的重負。
我們不曉得這是否會成為司法制度的『台灣奇蹟』，也無意對這種行為下結語，就交給各位做判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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