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以提倡『不打小孩的國家』聞名的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史英，於六月二十三日發表『人們為什麼支持死刑？』一文，史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幾個觀點，謹和各位分享：
『歐洲各國之所以反對死刑，是因為他們終於發現，近百年來被判死刑的，絕大多數是「好人」︰不是反抗納粹的，就是為理想而奮戰的，一般的強盜殺人犯在比例上其實很少』
『．．．受害者家屬：他們真正的理由，無論口頭上怎麼說，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要復仇。當人心裡充滿傷痛，仇恨是很自然的緩解劑：全心全意去仇恨兇手的時候，就可以不必一直陷在思念、懊悔（如果當時…）、內疚（如果以前對他更好一點…）的痛苦的深淵之中。』
『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議，不該讓受害者家屬涉入。就像如果法官本人是受害家屬，他理當迴避和該案件相關的任何法律程序；這並不是說他不能表達意見，或出庭作證，或對他有任何不敬或不信任，而是基於人道的理由，一個社會不該讓一個遭受重大變故的人，承擔他所難以承受的「客觀判斷」的責任。』
『我聽到很多支持死刑的理由, 都說是為了讓家屬心安;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是對受害者充滿同情, 但這裡面隱藏著兩種意思: 其一是, 這事本來就和我不相干, 我本來並沒有非要處死誰不可, 但為了你們, 死刑是必須的; 其二是, 既然已經處死了兇手, 事情就到此為止, 以後別再來煩我了。
後者尤其是當權者最典型的心態 (遺憾的是許多平民百姓也被催眠而認同),』
『廢除死刑運動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為受害者家屬爭取實質的幫助, 例如, 專業心理諮商 (而不是只派個社工去訪問一下), 長輩照護, 子女教育, 往後的家庭經濟補助等等, 這些都不是少數善款可以支付的, 而必須由政府出面。然而, 一旦談到建立這樣一種「補償」受害家屬制度, 死刑擁護者又要捍衛「正義」了: 這都是那萬惡的兇手害的, 憑什麼要我們全民買單？』
史英『人們為什麼支持死刑？』原文連結
關於史先生的各項高論，其實和廢死聯盟之前的論調差不多，不過關於第一點，史先生並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其實除了死刑之外，世上還有更殘酷的刑罰。來自一座已經使用兩千五百多年的監獄。
在這座監獄中的犯人，服刑時間大致從六年到三十年不等，除了喪失自由外，有時候還要面臨身體、語言和心靈多方面的強制勞動，甚至是虐待，直到兩百年前，這間監獄才開始普遍供應伙食和住宿，在這之前犯人必須自己打理三餐，睡覺只能趴在桌上假寐，有些犯人或許可以順利逃獄，但是機會不大。
而且這座監獄的犯人，絕大多數都是好人。
這座監獄的名字，叫做學校。
咦，史先生，這不是您的管區嗎？
很多人讀到這裡，或許會覺得這個例子太過誇張。請等一下，讓我為各位介紹在這座監獄關過的一些好人。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裝飾藝術及神秘學上常用的素材。但是很多人不曉得，在古埃及專門書寫象形文字的書記，必須在官方開辦的書記學校，接受二十年以上的填鴨式訓練，在訓練過程中，鞭笞和體罰是家常便飯，就像書記教師常說的：『孩子的耳朵長在背脊上。不打就記不住』。
十四世紀義大利有位大學生，認為當時的大學和作坊一樣：『只是把你放進一個模型裡，敲成他們想要的樣子；如果做不到，他們會把你和模子一起敲碎。』
這位大學生的名字叫伽利略，望遠鏡的發明人，天文學及物理學家。去年全球天文界為了紀念他首創以望遠鏡觀測天空四百週年，將該年定為全球天文年。
十九世紀美國俄亥俄州有位較晚入學的小學生，因為愛問問題惹火了老師，而被取了『臭蛋』（addled）的綽號，只接受了三個月的學校教育，就被逐出校門。
這個愛問問題的小學生叫做湯瑪斯．愛迪生，著名的發明家，留聲機的發明人，被人稱為『門羅公園的魔法師』。
十九世紀還有一名德國的高中生，因為受不了刻板的德式教育，而在高中的最後一年，說服校醫開立假證明辦理休學，並趁機逃回瑞士家中。
這名高中生叫做亞伯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創立者。
二十世紀初，法國聖西爾軍校對其中一名學生的評語是：『除了身材，餘皆平平』，『無疑具備一些優點，但與其缺點相比便無足輕重。』
這個學生名叫夏爾．戴高樂，二次大戰初期少數能抵擋德軍閃電戰刀鋒的將領，自由法國的領導者，法國第五共和的首任總統。
同時期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有個在冷飲店打工的黑人少年，他雖然在七歲時有學過鋼琴，但從沒接受完整的音樂教育，當時有位教他彈琴的琴師問他為什麼不到音樂學院，他的回答是：『因為我想學的，他們不教我。』
這個黑人少年是艾靈頓公爵，二○年代知名的爵士鋼琴手及樂團領導者，他和旗下樂團的即興作品，陪伴美國民眾走過兩次大戰間的大蕭條年代，也為日後爵士樂的流行奠下基礎。
二○年代英國劍橋大學有位自美國來的學生，因為受不了教授要求他做一些煩瑣的物理實驗，於是從實驗室攜出一些劇毒的化學藥品，準備毒死教授。
這位學生是羅伯特．歐本海默，『曼哈頓計劃』中的實驗室主任，帶領洛斯阿拉摩斯實驗室中的科學家，製作出人類第一顆原子彈。
這張名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但名列其上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無疑的，他們都是好人，但都被二千五百年來的學校教育所誤解，甚至於迫害。
如果根據史先生的理論，是否我們應該考慮在廢除死刑之餘，一併廢除學校教育？
其次，史先生認為在刑事審判中，基於人道上的考量，應該隔離被害者家屬。因為『基於人道的理由，一個社會不該讓一個遭受重大變故的人，承擔他所難以承受的「客觀判斷」的責任』。
我不知道史先生在關心教育之餘，是否涉獵過資料傳播之類的理論，但鄙意以為，此一方案非但無益於保護被害人家屬，反而會讓司法的天平朝加害者傾斜，並將促成司法制度的腐化和墮落。
為什麼？
如果按照史先生的構想，在刑事審判中，被害人及其家屬因為被善意的隔離在審判制度之外，僅能得知審判結果，反觀加害人及其家屬不但可以參與審判，得知審判中的所有資訊，還可以動用人權團體進行遊說，向政府施壓，甚至於用釋憲，非常上訴，調卷等手段，拖延審判程度的執行，而唯一能幫被害人喉舌的檢查官，因為在立場上，是代表國家追訴加害者，所以也不能完全反應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意向。
這種雙方在資訊及立場上的不平等，正是一個組織得以藏污納垢的淵藪。
以『第三波』『大未來』等書著名的趨勢專家艾文．托佛勒，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在八○年代前，醫師因為具有高度進入門檻的專業知識，所以不僅擁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其意見也具有極高的權威，像台灣俗語中就一直流傳著：『第一醫生，第二賣冰』，在日本某些偏遠鄉鎮中，醫生也和神社的宮司（或是佛寺的住持），村中的村長被視為村中的『三奉行』。可以對村中的事務置喙和做最後的裁決。另一方面，醫師也明白自己社會地位的來源，並且用各種手段加以保護，除了病歷和處方多以拉丁文或德文書寫，讓一般民眾難以瞭解外，醫師也以專業為理由，組織各種公會及協會，涉足國家的醫療及保健政策。
但這種資訊不平衡的情況所帶來的，是醫學界的腐化和傾斜，例如誤診案件，保險金浮報，偏遠地區及急症醫學資源的失衡，都是當時司空見慣的情況，有些問題甚至於到今天為止，都還沒得到妥適的解決。
八○年代之後，因為民間的媒體開始報導醫學新知及保健情報，民眾開始接觸醫療資訊後，由醫學界獨佔醫療資訊的情況開始改變，醫師的權威也開始鬆動。在過去，醫師開什麼藥，病患就吃什麼（這大概是很多餐館老闆的夢想）；但今天醫生開完處方後，病患會開始問：這種藥是治什麼的，那種藥有什麼副作用，最近歐洲藥廠有一種新藥，你為什麼不開這個開那個．．．，民間在接收大量資訊的同時，也開始組成團體及遊說政府單位，要求以更有效的方式監督醫學界，後者也改以更開放的態度公開資訊，以取得病患及民眾的信任。
小說『梅崗城的故事』中的律師馮亞惕曾說：『華盛頓的政客和北佬每天都告訴我們，人生而平等。但是事實上，人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有些人就是蛋糕做得比鄰居要好吃，有些人就是比別人要聰明。不過，在美國有一個地方，人是生而平等的，這個地方將貧民和洛克斐勒一視同仁，將傻小子和愛因斯坦一視同仁，將無知的人和任何一位大學校長一視同仁。這個地方，各位先生，就是法院。』
『我不願意我的兒子蒙上這一類不清楚不明白的事，而開始他的一生。最好的辦法是向大家公開弄清楚，讓全縣的人都帶著三明治，到法庭來聽個明白。』
今天廢死聯盟居然為了某些莫須有的理由，將某些人隔離在司法程序外。關於這點，請史先生再聽一遍一個月前，廢死聯盟言猶在耳的這句話：
『因某些人屬於某個族群，或作了某些事便斷定他們「不是人」而取消其基本人權，是十分危險的事。』
最後，史先生認為死刑不過是政府及支持死刑者用以敷衍社會大眾，以正義之名掩蓋對被害人保護不足的遮羞布。然而在死刑停止執行的四年間，被害人保護一直處在原地踏步的階段，即使是號稱『始終和被害人家屬對話』的廢死聯盟，這四年間對被害者的保護，也停留在講空話和交由其他社福團體的階段。
但在四月三十日恢復死刑執行後，不但民間開始響起修改刑事訴訟法，將被害人家屬納入審判的聲音，法務部也透過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親屬的法律扶助，甚至於廢死聯盟在停滯兩年後，也重新舉辦被害人親屬的座談會。從上述的情形可以發現，恢復死刑執行後，被害人保護的政策不但沒有停止，反而開始引起民間廣泛的探討。
史先生，這似乎和您的推論不太一樣，是嗎？
對廢死聯盟仍然沒有脫離過去的格局，我們只能表示遺憾。但就像某個基金會只會要求老師不能體罰學生，但對老師如何面對學生因不滿期末考成績而手持刀械堵住校門，要老師滾出來給個交代時，卻沒有答案的情況一般。廢死聯盟倘若仍舊維持此一單行道式的道德標準，做為推展自身理念的張本，未來的路，只怕會走得更加艱難。
又及：史先生，抱歉，槍斃的斃應該寫成『斃』而不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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