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恕的艱難 － 寫在九月十一日公聽會之後，及回應張娟芬小姐『殺戮的艱難』（三）

前續： 寬恕的艱難 － 寫在九月十一日公聽會之後，及回應張娟芬小姐『殺戮的艱難』（二）

五．把人關起來之後

在看完前兩部之後，最常見的質疑是：從頭到尾張小姐都沒有要求被害者及其家屬要寬恕，你為什麼會這麼以為？

我同意，張小姐的確沒在字面上說過『寬恕』這兩個字。

但實際上真是如此嗎？

張小姐在『殺戮的艱難』中，提出的死刑取代方案是『把他關起來』：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很多人都讀過灰姑娘的結局：『從此之後，他們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但大家心裡都清楚得很，真正的人生，是在『從此之後』開始的。

之前我們已經討論過，終身監禁為了防止收容人利用工場的生產機具製造武器，以及利用工作機會逃獄，基本上收容人是不用工作的。

在美國，甚至有長期或終身監禁的受刑人可以繼續讀書、拿到學位、出書、甚至於接受脫口秀之類的採訪。

我並不是批評這種做法不對，至少對某些罪不至死的犯人，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繼續他們的人生。

但如果我們用這種方案取代死刑呢？

人權團體一直告訴我們，死刑的執行過程會帶給加害者家屬痛苦。

但是就被害者家屬而言，他們也一樣失去了親人。

和終究會執行的死刑相比，被害者家屬是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面對喪失親人的打擊。

在修復失去親人、至愛或朋友的傷痛之餘，他們還必須接受一個無奈的事實：奪走他們親人、至愛或朋友的人，他們還可以繼續他們的人生。

如果不是寬恕，要如何叫家屬接受這個事實？

另外，正如之前所說的，『關到死的終身監禁』從來就不是廢死聯盟取代死刑方案的選項。

『有開釋條件的無期徒刑』才是廢死聯盟取代死刑的底牌。

至於這個『開釋條件』是什麼，廢死聯盟給了我們一個抽象的詞彙：悔悟。

在前槍擊要犯劉煥榮死刑定讞時，新聞界流傳著一個笑話：你只要會抄心經、會畫佛像，即使被判死刑，也會被赦免或減刑。

就像幾個世紀前，海盜橫行的加勒比海，水手和海盜只要在背上刺一幅耶穌受難圖，就可以免受鞭笞和絞刑。

或是像『水滸傳』中描寫的宋朝，橫行市井的流氓只要在脊背上刺毘沙門天王像，就可以免受脊杖。

這些故事聽起來多少帶點黑色幽默的諷刺性，但是也告訴我們：『悔悟』這兩個字，是一個很難評價的字眼。

連主張『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的張小姐，對這個詞彙的評價，也是鬆緊不一。

對於坦承『筆者當法官時，曾自認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判處死刑；但多年後，卻發現錯失被告生機。』的林瓊嘉法官，張小姐認為他沒有悔意。

因為『他真的有「認錯」嗎？他有悔過嗎？他有慚愧嗎？他有不好意思嗎？他有對他的被害人及其家屬表示任何一點歉意嗎？』

但是對『丹諾自傳』中同樣沒有認錯，沒有悔過，沒有慚愧，沒有不好意思，甚至也沒有他的被害人及其家屬表示任何一點歉意的李歐普（別忘了，即使日後在假釋審查會上，法官問他為什麼會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罪行時，他也是推說：當時年輕，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張小姐卻是認為『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為什麼同樣的標準，林瓊嘉被認定為『沒有悔悟』，而李歐普被認定為『悔悟』？

是否因為林瓊嘉仍然支持死刑，所以張小姐認為他沒有『悔悟』的資格？

是否代表以後『悔悟』的標準只能由廢死聯盟一槌定音，順便還可以核發證書：『收容人○○○經考核已經悔悟，特此證明。中華民國○○○年○○月○○日，由廢死聯盟核發。』

聽起來真像中古世紀，羅馬教廷核發的贖罪券。

別忘了，當時羅馬教廷的理由是『上帝不希望殺死罪人，而是希望他們活著 － 並付出代價。』（對了，這話聽起來滿耳熟的，好像在那裡聽過？）

面對上面的事實，如果不是寬恕，要如何叫家屬接受？

與寬恕本身相比，或許這種以法律及道德的層層糖衣包裹，並要求被害者家屬囫圇吞下，不能多言的態度，才是真正令人難以接受的原因。

六．Say When

寫到這裡，問題來了。

正因為寬恕如此艱難，所以在某些時候，死刑真的無法避免。

雖然廢死聯盟和張小姐一直如此形容死刑，卻絕口不提他們代言的對象，也是因為做同樣的事，而陷入這個困境之中。

但至少我們都同意，在文明社會中，你不能像拍隻蒼蠅般隨便殺掉一個人。

死刑對文明社會的意義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廢死聯盟一直告訴我們，刑罰的目的是要懲罰一個人的『罪』，而不是懲罰這個『人』。

雖然這個理由聽起來有些抽象，但是，我們不妨從這裡開始。

一個人的『罪』，會對社會帶來如何的傷害？

首先，我想你已經想到了，是被害者的法益。

被害者原本擁有的生命、財產、自由，還有其他依照法律可以享受的權利，因為加害者的行為，暫時或永遠的喪失了。

我在整理相關的資料時，曾經發現一個網站：『逝去的蝶』

這個網站是由張雅玲的姐姐和兩個雙胞胎妹妹所架設，用以紀念被死刑犯王鴻偉殺害的妹妹。

張雅玲生前的願望，是玩遍整個台灣。

直到現在，她的朋友出遊時經常帶著她的照片，用另一種方式，完成她來不及實現的夢想。

我認為，那張照片應該是行李中最沈重的東西。因為它代表了一個人永遠無法實現的執念。

其次，是社會的公義和價值觀。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美國犯罪學家威爾森（James Q. Wilson）和凱林（George L. Kelling）在1982年提出的『破窗理論』。這理論以建築物的破窗為例，來說明社會因為姑息小罪，而使犯罪層級不斷升高，最後令社會秩序蕩然無存的現象。

當一幢建築物有扇窗戶被人打破，無人修補時，破掉的不僅是一扇窗戶，還有整個社會遵循的公義和價值觀。

這扇破窗無異告訴同一社區的住戶，公義和價值觀在某些角落已經乏人關切和注視，有心人不妨再試試看，是否還有更多可以踰越的閘口，能夠試探的漏洞。

同樣的道理，一件罪案對社會而言，也代表有人對社會公義和價值觀的挑戰，除了當事人之外，也有很多人像『破窗理論』中，同一條街的住戶般佇足觀望。

這也是司法體系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而這也引發了第三個問題：司法體系的運作和虛耗。

和重視人際關係的東方人相比，重視法律和契約，是一般人對美國人的印象。

就像『梅崗城的故事』中馮亞惕律師所言：『最好的辦法是向大家公開弄清楚，讓全縣的人都帶著三明治，到法庭來聽個明白。』

但另一方面，這也為美國的司法體系，帶來沈重的負擔。

麥可．克萊頓就曾經質疑，美國的技術研發人員人數，只佔了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但是開業律師的人數，卻佔了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

這種國家會有什麼競爭能力？

像今年就有很多資訊業者，選擇控告競爭對手以取得優勢，而不是透過研發產品。

鄙人不評論此種做法是否正確，但這些例子都反映了一個現實：司法體系和戰爭一般，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成本。

這裡所說的成本不僅是金錢，還包括當事人蒐集證據，來回奔波耗費的心力，甚至還包括要一再重溫案件經過的精神折磨。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人所犯下的罪，所傷害的不僅是被害者的法益、社會的公義和價值觀，還有司法體系的巨大耗費。

如果這個人所犯下的罪，所造成的傷害不但無法彌補，甚至於還可能繼續下去呢？

就算我們如同廢死聯盟的建議般，將這個人判處『有開釋條件的無期徒刑』，是否能彌補他所犯的罪，對這三者造成的傷害？

對被害者及其家屬而言，是否能接受加害者能繼續另一個人生的事實？

對社會的公義和價值觀而言，是否能寬大到能認為這種懲罰能補償他所犯的罪，而不認為又是另一扇乏人修繕的破窗？

對司法體系而言，是否能承受教化這個犯人所需付出的成本，還有一旦教化失敗時，所要付出的代價？

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們又該如何？

在英語中，『Say When』是指侍應生倒咖啡時，提醒客人一旦覺得夠了，就講一聲『When』，告訴侍應生何時該停手。

哈里遜．福特在電影『Regarding Henry』中，飾演遭遇歹徒搶劫，頭部中彈而喪失記憶的律師亨利，當他傷癒回到事務所上班，秘書在斟咖啡時，一如往常地補上一句：『Say When？』

當時他根本不記得這句話的意思，就回答：『什麼？』

『當你覺得夠了時，就說一聲「When」。』秘書對他說。

後來亨利發現喪失記憶前的自己，是一個幫助大公司欺負小老百姓的惡律師，在無法接受這樣的自己之下，他選擇辭職。離開事務所向秘書道別時，他向秘書說了句：『When。』

『啊？』這次輪到秘書不懂了。

『因為我覺得「夠了」，所以才會說When。』

那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我們是否能像故事中的亨利一樣，擁有『Say When』的權利？

我們夠了，真的夠了。

我們無法再看見被害者及其家屬的哀哭。

無法目睹又有人企圖挑戰社會公義。

更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司法體系成為這些人的護身符，每天為了左手拿什麼，右手拿什麼，先拿刀子還是電磁爐的問題吵鬧不休，耗費司法資源。

在這個前提下，死刑就不是單純的『把人殺掉就沒事』，而是一個停損點。

一個透過司法體系『Say When』的最後手段。

一個終結加害者及被害者的鏈鎖、終結社會公義及價值觀的持續傷害，終結司法體系持續虛耗的最後手段。

也正因為死刑背後有如此重大的社會意義，所以審核及判決都必須更加嚴謹，執行時必須力求即時。

張小姐在『殺戮的艱難』中，一直將反對廢死者視為殺人像踩死螞蟻般，自己卻不敢動手的輕賤生命之輩：

『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 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殺戮豈是這麼容易的事！「人人皆曰可殺」，是因為我們不必自己動手。如果是這麼替天行道的事情，大家怎麼不搶著做？好萊塢電影可以輕易對人開槍，那是因為噴出來的是蕃茄醬。』

但是換個角度，死刑最原始的定義，即在於以無價償還無價。

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他最後的資產。

在此一前提下，死刑並不是對生命的輕賤及藐視，而是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死刑僅能做為對被害者、社會公義及司法體系傷害的最後停損點。審核必須從嚴，量刑必須從慎，而執行必須從速。

務必嚴謹，但不能輕言廢除。

因為這是我們在現實中對於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是社會公義與價值的最後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