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無法處理仇恨，因為每個生命的刻度都不一樣；就算是用同樣的死法加諸殺人犯身上，也不見得能夠讓恨意稍減。』
『死刑並非實現社會正義的唯一方法，而且死刑的存在會導致法官量刑時，會產生人命存亡與否的重大差異，超越法治應具的制度功能。』
『死刑讓國家可以轉移社會改革的焦點，透過執行死刑讓社會大眾覺得心安；甚至擴大死刑適用範圍，進一步控制社會異議份子。』
黃丞儀『復仇、正義與生命的刻度』原文連結
（請先點選連結，閱讀原文後，再繼續閱讀）
以前有一家英國報社舉辦過有獎徵答，題目是：有三名科學家乘坐熱氣球旅行，第一位在醫學上有重大發現，第二位找到讓人青春永駐的秘密，最後一位則發明了乾淨而無污染的能源。不過這三位科學家飛行途中不幸遭遇風暴，為了減輕重量，必須把其中一人推下熱氣球。
如果是你，你會犠牲那一個？
報社收到了許多讀者的長篇大論，詳細說明每一個科學家的豐功偉業，自己在無奈下的選擇，以及這個決定的考量和取捨。報社的評審在仔細閱讀每一封投書後，將大獎給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他的答案只有一句話：
『把最胖的推下去。』
乍聽之下，這可能是最不合理的答案。
但是這個答案背後，藏著人類數千年來用文明對生命粉飾的種種假象，以及拆除這些假象之後的殘酷現實。
每一個人的生命在自己眼中，固然是自己最珍貴的資產，也是最後的資本。
但在現實的物理定律面前，一條命，就只是一條命而已。所以兩千多年前，莊子才會在齊物論中主張：『一生死，齊彭殤。』。
三百年後，王羲之也才會在蘭亭集序中留下『一生死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句子。
在個人眼中，自己的生命都是最珍貴的；但對群體而言，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
正由於只有自己，才能界定自身生命的價值，所以要發光發熱，還是是庸碌一生，都操之在個人自己的選擇，還有努力。在這種背景下，『以一命償一命』除了是基於群體生命等值下的考量，也是另一種尊重生命的態度。
我們或許可以同意，死刑並不能完全平復被害者家屬及社會大眾的情緒，但是，這至少是現行法律下，平復被害者家屬及社會大眾情緒的『基本要求』。就像羅倫佐．卡爾卡泰拉在『豪情四兄弟』中所說的：『至少以後想起來，會有一兩件比較好過的事。』
如果連這種『基本要求』都做不到，如何侈言進一步的安撫及修復措施？
其次，黃先生認為『死刑的存在會導致法官量刑時，會產生人命存亡與否的重大差異，超越法治應具的制度功能。』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區辨：罪與刑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犯了這個罪，要配上多大的刑罰，這是法官裁量的空間。而且，法官的裁量很難有標準，因為每一件個案的事實都不同，就算同樣是強制性交，也可能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加重或減輕條件。甚至說，即便是同一個案件，上級審和下級審也可能會有不同量刑的結果。如果是這樣，同一案情可能丙法官處以死刑，但丁法官卻處以無期徒刑。究竟是無期徒刑才能夠實現社會正義，還是死刑才能實現社會正義？』
廢死聯盟每天都在告訴我們，死刑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但平心而論，每一種刑罰造成的傷害，都是無法彌補的。或許將人處死稱不上仁慈，但是將人關上一二十年，等他喪失謀生技能、體力和冀望時，再塞一大筆錢到他口袋裡，把他踢出過去唯一知道的棲身之地，也絕稱不上是善良。
給予法官裁量權，基本上是有偏見的人類企圖在實現社會公義及人權間，尋找一個現實的平衡點。
如果正如黃先生所言，死刑的存在會導致法官量刑時，會產生人命存亡與否的重大差異，超越法治應具的制度功能。那試問長期自由刑和短期自由刑間，短期自由刑及財產刑間，是否也存在著類似的量刑迷思？
如果是的話，這個問題應該從量刑上解決，而不是從死刑存廢上解決。
關於最後一點，黃先生認為死刑讓國家可以轉移社會改革的焦點，透過執行死刑讓社會大眾覺得心安；甚至擴大死刑適用範圍，進一步控制社會異議份子。
但從台灣和日本的例子可以發現，在死刑停止執行時，因為沒有替代死刑方案的迫切性，社會改革的聲音反而受到人權團體的漠視，甚至於壓制；直到恢復執行後，人權團體才開始認真思考替代方案及輔助措施。和黃先生及廢死聯盟的主張，似乎有很大的差別。
基本上，我們同意黃先生所說的『民眾對於死刑的渴望，其實可以理解為對於社會秩序的不安，期待有更安全的生活環境。但是這些其實都是對政府的期待與課責。』
但若是如此，要廢除死刑應該是直指病根，藉由強化犯罪預防、偵查及審判機制，解除民眾『對於社會秩序的不安』。而不是直接廢除死刑，然後要求政府在沒有死刑的情況下，還能維持社會秩序。
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並不是一個立意改善社會治安，維護人性尊嚴的社福團體，所應有的主張及作為。
後記：
另外，黃先生在文中提到：『台灣社會在沒有任何重大刑案發生，也沒有執行死刑的迫切需要下，忽然間死刑議題變成沸沸揚揚的社會爭議。』言下之意似乎只有在有『迫切需要』下，台灣才具備執行死刑的可能。
或許鄙人的法律素養並沒有黃先生深厚，但根據刑事訴訟法，死刑的執行是『令到後三日內執行』，並沒有要求只有在『迫切需要』下，才能執行死刑。
倘若連國家最高研究機關的法律專才，都認為政府必須像磨坊裡拉磨的驢子般，只有在民意『迫切需要』持續不斷的鞭笞下，才能夠執行法律及政令。那鄙人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和政策執行者，施政滿意度永遠只有三到四成。
因為全國大概也只有三到四成的人，有力氣拿起這條鞭子。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