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4項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此公約既已構成拘束我國行政機關之有效規範，亦即我國實質法律之一環，受處死刑者請求赦免或減刑之權利，即應受到認真對待。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此也曾做成相關案例解釋，要求各國在請求赦免權利實現的相關程序建置完成前，均不應執行死刑。因此， 如遵循我國現行有效之法律（含兩公約與其施行法在內），在請求赦免權利實現的相關程序建置完成前，不應執行死刑，才真正符合所謂「依法行政」。』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針對曾勇夫部長表示「3月份有機會執行死刑」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回應』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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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廢死聯盟認為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四條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4項規定：
『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
所以在赦免法完成修法，符合該條規定之前，政府不應執行死刑，才真正符合所謂的「依法行政」。
關於這一點，由於我國憲法及法律均無明文說明，條約在我國是否亦有國內法上之效力，行政院曾經在民國77年9月29日的行政院會議中，要求法務部研究關於法律與條約適用之優先順序問題。
而法務部在11月19日的回函中指出，目前大部份的國家都認為條約原則上具有國內法之效力，且其效力應高於法律，或與法律之效力相同。而且依據憲法第58條第3項、第63條、第57條第3款之規定觀之，經立法院議決通過之條約，似應認其具有國內法之效力，且與「法律」居於同一位階。
不過法務部也指出：『如條約僅作原則性之訂定，則非待行政或立法機關為必要之補充規定，尚無法為法院、一般行政機關或人民所適用或遵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4項的規定，由於沒有規定實際的做法及程序，基本上屬於『原則性之訂定』，所以在赦免法做進一步修正之前『無法為法院、一般行政機關或人民所適用或遵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8條的存在意義，即是在讓行政單位在一定時間之內修改法律及行政措施，讓『原則化』的條約宣示，落實為實際可行的法律。
廢死聯盟在第一時間，即要求政府機關在沒有法律及程序的配套下，就要受『原則化』的虛無法條約束，似乎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廢死聯盟以馬總統在2月1日的談話，做為法務部應當停止死刑執行的的依據：
『另外，馬英九總統也於今年2月1日時表示，「對於本案（江國慶）引起的死刑存廢，社會上還有許多不同看法，第一步要做的是減少死刑的使用，等到社會有共識再廢除死刑，比較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曾勇夫部長及馬英九總統都表示要「依法行政」，且目前台灣政府第一步要做的是減少死刑的使用，則在相關的請求赦免法律條文尚未建置完成前，有什麼理由需要急迫的、立即的「違法」執行死刑？』
但鄙意以為，『減少死刑的使用』並不代表『停止死刑』。
從司法院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第三審判決死刑的人數從民國90年的11人降至民國99年的4人，第二審判決死刑的人數從民國90年的107人降至民國99年的31人，甚至第一審判決死刑的人數也從民國90年的34人降至民國99年的7人。
就裁判結果而言，我們的社會的確正在趨向『減少死刑的使用』。和馬總統的宣示並不相悖。而且之前的論述已經指出，在赦免法尚未修改之前，執行死刑完全是遵守法律，而不是違法行為。
根據刑事訴訟法，死刑的執行是『令到後三日內執行』，並沒有規定只有在『迫切需要』下，才能執行死刑。
在這種情況下，『停止死刑』並不是廢死聯盟美稱的『減少死刑的使用』，而是政府在少數擁有強勢意見管道的群體施壓下，中止了法律的執行。如果根據廢死聯盟的理論，國家只有在『急迫的、立即的』需要下，才能執行死刑，那我們不如不要這個法律，甚至不要這個政府算了。
因為這代表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政府是完全被動的，必須有人不停的鞭笞，才能執行法律及政令。
誰拿到鞭子，誰就是主人。
這根本不叫『依法行政』，充其量只能叫『玩法行政』。
因為在這種環境下，政府的施政依據根本不是法律，而是某些特定人士的嗜好、喜惡、信仰與禁忌。
在二十一世紀，只有極權國家符合這個條件。
最後，鄙人想斗膽為廢死聯盟進一微言。
廢死聯盟一再告訴我們：『在廢除死刑後，因為沒有死刑做為工具，民眾就會開始思考像被害者保護、審判制度改革之類的配套方案。』
但在停止死刑四年之後，廢死聯盟仍然在高呼『司法是母的（司法不公）』。
尤其是赦免法。
從李登輝執政後期，因為蘇建和案帶來的衝擊，立法院曾於民國87 年通過赦免法修正草案，規定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經檢察總長提起兩次非常上訴被駁回，法務部應呈請行政院轉請總統召開赦免審議委員會進行調查審議，行使赦免權。
但是除了有『因人設法』的質疑外，赦免審議委員會是否會侵害司法權及與憲法規定總統特赦權的爭議，讓這條修正案只通過一讀就胎死腹中。
從此之後，即使經過停止死刑的四年，赦免法仍然沒有進一步的修法提議，直到去年重啟死刑之後，才由中華人權協會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提出赦免法的修改草案。
由這個例子可以發現，廢死聯盟的思維，似乎一直停留在『四十五烈士應援團』的短線操作心態。
值此關鍵時刻，廢死聯盟可以繼續玩弄法律，累積民怨，與民意相抗。或是可以考慮以赦免法為起點開始修法，讓兩公約能成為政府施政的實際準繩，而不是下一次法務部準備執行死刑時，用來鬥嘴鼓的相罵本。
又及：
另外在蒐集資料時，發現了一個相當值得玩味的問題。
目前廢死聯盟動輒以馬總統已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為理由，要求法務部馬上停止執行死刑，並進一步廢除死刑。
但是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只要求加入國只能將死刑列為最嚴重罪行的懲罰。聯合國在1989年通過，1991年生效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選擇議定書』（又稱『聯合國廢除死刑公約』），才是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增加廢除死刑條款，要求加入國必須完全廢除死刑的國際人權條約。
而我國「並沒有」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選擇議定書』，連施行法都沒有。
這是否是廢死聯盟繼『可以開釋的「終身監禁」』之後，又一個『忘記告訴我們的事』？鄙人不做臆測，留給各位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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