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咳嗽的方法，與汽車工業的停擺 － 回應李佳玟副教授『欠缺反省的正義觀』

成功大學法律系李佳玟副教授，於2月2日的中國時報發表『欠缺反省的正義觀』一文，以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民調發現逾七成受訪者對檢察官與法官辦案抱持質疑態度，不贊成廢除死刑者逼近九成。認為台灣民眾對於台灣司法有『選擇性的信賴』：

『可以懷疑的是，是不是誤判風險一直是由社會底層的人承擔，因而這個社會才會這麼容易地把誤判當作「可容許風險」？誤判之所以被容許，是否認為這樣的風險永遠不會落在循規蹈矩者之自己的身上？多數人不信任法官，卻又堅持死刑具有正當性，是不是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其實顯現出一種欠缺反省的正義觀？』

李佳玟副教授『欠缺反省的正義觀』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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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相信各位都有咳嗽不止的經驗，或許現在就一邊看著這篇文章，一邊咳嗽，尤其是這幾天氣溫變化劇烈的背景下。

請問各位，遇到咳嗽不止時，是怎麼處理的？

很多人會嘗試像喉糖、枇杷膏、咳嗽糖漿之類的止咳藥，試著直接停止咳嗽，在十九世紀時，甚至連鴉片、古柯鹼都可能在選擇範圍之內。

但現在的醫療知識告訴我們，在久咳不止時，這種做法是有危險性的。

因為咳嗽並不是單一的『疾病』，而是某些疾病的『症狀』，如果只針對症狀緩解，只能給予病患眼下健康的假象，甚至會讓人忽略在症狀背後，影響病患健康的根源，而造成『養虎貽患』的結果。

同樣的道理，民眾之所以不相信司法，卻支持死刑，並不是什麼『矛盾』。

鄙意以為，支持死刑不過是社會在面對司法體系無法解決治安問題時，所產生的『症狀』。

因為死刑的嚇阻力，源自於人類與生俱來對『死亡』的恐懼。所以才會成為社會治安惡化，犯罪橫行時的選擇。就像『咳嗽』是身體面對疾病的症狀一般。

那好，面對孩子久咳不止時，您的選擇是什麼？

說他是壞小孩，要他坐好，命令他不能咳嗽？

拚命灌枇杷膏、咳嗽糖漿，想辦法讓他不要咳嗽？

還是帶他去找醫生挨個幾針，實實在在的弄個清楚？

我想應該沒有家長會選第一個或第二個，大部份都會帶孩子去看醫生。

儘管要排隊，破財消災，孩子可能還會因為屁股挨了幾針，視你為積世寇讎。

但至少可以從根本解決問題。

不過在面對死刑存廢爭議時，廢死人士的選擇是前兩個。

他們會教訓整個社會『欠缺反省』，『沒有法治觀念』，要求社會必須廢除死刑。

他們會透過國際組織、利用政府兩面討好爭取選票的心態，想辦法停止執行死刑。

至於實際從被害者保護、改革司法、審判及矯正機制下手，營造『不需要死刑』的社會環境。並不是廢死人士的首要選項。

他們的主張是『只要先廢除死刑，社會在缺少死刑做為嚇阻手段後，社會就會開始思考配套措施。』

聽起來就像是二十年前，用安慰劑類固醇（當時稱為『美國仙丹』）治療癌症之流『神醫』的說法：只要咳嗽治好，其他的病就會不藥而癒。

他沒有告訴你的是：過個十天半個月，疾病就會捲土重來，而且病徵會更加凶猛。

回到國際社會，儘管世界反死刑聯盟（WCADP）『全球廢除死刑的陣營更加穩固』言猶在耳。

但是被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以下簡稱廢死聯盟）推崇為『不管是法律上廢除死刑或者是實際上廢除死刑的國家，不太可能走回頭路』的菲律賓，因為一起劫車殺人案，恢復死刑的呼聲再起。

自1942年就廢除死刑的瑞士，目前正在募集民眾聯署，推動恢復與性侵相關謀殺案的死刑。

被廢死聯盟執行委員楊宗澧先生推崇為『廢除死刑後，罪案率能夠不升反降』的加拿大，因為再犯率居高不下，今年因為總理支持恢復死刑的一席談話，再度引發民間支持恢復死刑的呼聲。

這些例子都告訴我們，缺少司法體系和民眾共識為後盾的廢除死刑，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李副教授以個案為例，認為社會將誤判視為死刑『可接受的風險』，顯示把任何生命當作容許風險的殘酷：

『如果把上述觀點轉換成法律術語，誤判跟生小孩一樣，都是現行體制之「可容許的風險」。在進行抽象的辯論時，這類主張具有相當程度的說服力，但適用到具體個案時，就會顯示其殘酷。』

『上述例子其實已經可以顯示把任何生命當作容許風險的殘酷。若將死刑犯的背景統計納入考慮，更可顯示容許風險判斷的階級性。多數的死刑犯學歷不高、社經地位低下，換言之，可能遭受法院誤判而喪生的人，幾乎都是來自社會底層。這些人經常因為資力不足，在審判階段得不到足夠的法律協助。不僅事實認定有可能出錯，在量刑階段，也經常難以避免法官的偏見。』

言下之意，似乎李副教授認為只有死刑是『殘酷』的，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是『不殘酷』的。

但是我們必須告訴李副教授，對無辜的人而言，就算只關一天，也是折磨。

我們支持死刑，並不是認為誤判是死刑『可容許的風險』。

只是基於社會整體，不得不為的選擇。

況且像李副教授所謂『學歷不高、社經地位低下』的社會弱勢，在自由刑犯中更多。

是否李副教授認為反正這些人罪不至死，所以即使誤判，也屬於『可容許的風險』？

生命的意義，不僅止於生和死。

只用生和死做為度量生命價值的基準，這種情況下，誰是『殘酷』，誰是『仁慈』，相信社會自有公論。

相信大家都聽過『如果以誤判做為廢除死刑的理由，那是否能以「車子會撞死人」做為不准開車上街的理由』這種論點。

但在歷史上，『車子會撞死人』這個理由，的確延緩了汽車工業三十年的發展。

如果以不考慮汽油動力，而以原動機為動力來源做為汽車定義的前提下，全世界第一部汽車，是法國人居尼奧在1765年製作的蒸汽汽車。

但是早期的蒸汽汽車因為有吵雜的聲音和蒸汽會驚擾馬匹，笨重的蒸汽引擎造成操作不便，而造成多起交通事故，所以1865年英國通過了『機動車道路法案』，規定一部車上至少要有三個人駕駛，車子在路上行駛時，必須有一個人在車前50米步行，揮舞紅旗為汽車開路，所以又有『紅旗法』的別稱。

由條文內容可以想見，受到這部法律的限制，蒸汽汽車的速度根本不可能比人步行要快，更別提是馬車了。

可想而知，這條法律限制了英國蒸汽汽車的進一步發展，直到1896年廢止該法之前的三十年間，除了少數不行駛在道路上的曳引機之外，英國的蒸汽汽車發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或許還得算上道路和交通體系。

如果沒有這三十年，目前的汽車可能會更環保，更省油。

現代化的道路和交通管制措施會更早問世，降低更多交通事故。

我們並不認為『撞死人』是發展汽車『可容許的風險』。

我們也不認為汽車是絕對可靠的（例如在1908年問世的福特T型車，車身只要兩個人就可以舉起來，除了降低成本外。當時的引擎可靠性極低，輕質車身不僅能減輕引擎的負荷，萬一車子在路上拋錨了，推車到修理廠也比較輕鬆）。

只是基於社會整體，不得不為的選擇。

同樣的，如果我們在沒有改革司法體系之前，就以誤判的風險無法挽回為理由廢除死刑，會對司法體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是否執法機關會認為：『反正怎麼判都不會死』，『全是死刑不好，不是我們的錯』所以只要不被抓到，不妨放心刑求，大膽逼供，也不必擔心良心譴責？

是否審判機制會認為：『反正怎麼判都不會死』，『萬一判錯了，想辦法補償他們就可以』，所以也不用發展什麼量刑機制，愛判幾年就判幾年？

張娟芬小姐在『殺戮的艱難』中就曾經提到，在停止死刑的四年間，就有很多法官將應量刑無期徒刑或長期有期徒刑的重刑犯改判死刑，似乎將『有名無實』的死刑視為重刑犯的『資源回收筒』。

反正即使誤判，人權團體和廢死聯盟也會幫我們從回收筒裡『還原』。我們隱約能嗅到這個訊息。

希望這不是我們司法體系的未來，是所至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