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經過了兩百多年，這段歷史從來沒有真正離開歐洲人的記憶。他們記得：死刑是國家主觀、任意權力的代表，國家可以殺人，往往國家也就能做更多侵犯人民、社會權利的事。他們記得：死刑只是貪圖方便的粗糙解決手段，卻同時會帶來許多正義上的後遺症。兩百多年來，帶著這樣的記憶，歐洲國家陸續廢除了死刑，找出了許多替代死刑的方式，基本上，廢除死刑的歐洲國家並沒有因此變得罪犯橫行、混亂不堪。』
楊照先生『在國家殺下一個人之前』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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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楊先生以雙城記的一段摘錄為開頭，說明英法兩國在十八世紀時企圖以死刑遏止犯罪，治安卻更加混亂的現象：
『這段話出自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描述的是一七八○年代的英國，而英國還不是當時歐洲判處最多死刑的國家。英吉利海峽的另一端，法國的判處死刑的人比英國還多還普遍。有那麼多死刑規定，有那麼多人被處死，社會上大部分人應該會被嚇得發抖，小心翼翼過日子，也就能大量減緩犯罪了？
不，事實剛好相反，那是英法歷史上最混亂，社會秩序最糟糕的時代。一七八九年，法國爆發了大革命，大革命的起點，是群眾攻破了巴黎的巴士底監獄，放出了裡面的囚犯。圖畫中經常把這件事畫成獄門一開，就有眾多囚犯如潮水般湧出。真實的情況不是那樣，巴士底獄沒有關多少囚犯，因為大部分犯罪者都被絞死了，根本不會在牢中，攻打巴士底獄，與其說要解救囚犯，毋寧是一種強烈的象徵發洩，表達了人們對於當時法律積鬱的不滿。』
事實上，在『雙城記』時代的英法兩國，人民所面對的，是一個相當原始而幼稚的司法體系，單就最基本的執法者 － 警察而言，英國當時只有可以逮捕犯人的治安法官和義警（目前英國警察執行勤務時不帶槍，也是源自義警時期的傳統），符合執法者定義的警察單位，要到1839年之後才成熟並開始運作。
而在法國，雖然在13世紀就已經有警察的編制，但多為軍人或貴族兼任，其主要職責並不是維持治安，而是充當國王的耳目及爪牙。以維持治安為專責的警察機關，要到1850年拿破崙三世執政後才正式建立。
在這種幼稚的司法體系背景廢除死刑，治安情況只怕會更加惡化。
而且楊先生如果有讀過『雙城記』的後半部，應該還記得這些因為藉著攻陷巴士底獄來『表達他們對於當時法律積鬱的不滿』的民眾，後來做了些什麼。
他們開始體會到『死刑是國家主觀、任意權力的代表，國家可以殺人，往往國家也就能做更多侵犯人民、社會權利的事』？
不，這些民眾在攻陷巴士底獄後，也變成當初他們『不滿』的對象，開始對其他無辜者行使自己的『主觀』和『任意權力』，『做更多侵犯人民、社會權利的事』。唯一的差別是，比起傳統的絞刑架，他們用的工具要有效率得多。
您猜對了，是斷頭台。
張娟芬小姐在『殺戮的艱難』一書中，曾經為我們做過詳盡的介紹，相信大家還記憶猶新：
『是的，斷頭台，真的是斷頭台：法國特產，十八世紀末的發明，在法國大革命的硝煙中大放異彩，成為法國的國家象徵，這刑具一用就是兩百年，法國因此有不少文獻討論人在斷了頭以後到底會怎樣，有說無頭屍身還可以走路的，有說會從棺木裡奮力爬起的，有說那頭還對自己的名字有反應的，有說眼睛還會畏懼強光而閉起的…』(殺戮的艱難，P.53)
其次，楊先生以歐洲國家廢除死刑為例，認為在廢除死刑之後，治安並不會更加惡化：
『兩百多年來，帶著這樣的記憶，歐洲國家陸續廢除了死刑，找出了許多替代死刑的方式，基本上，廢除死刑的歐洲國家並沒有因此變得罪犯橫行、混亂不堪。』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試著從人類的認知歷程來解釋。
一個人剛出生時，他最先認知到的是什麼？
是自己的身體。
他會發現自己會呼吸，有吃喝拉撒睡的現實需求，會冷，會熱，會生老病死。
接下來呢？
隨著開始牙牙學語，私有財產觀念會開始建立，像很多小孩經常會說『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的』老師。言下之意似乎爸爸、媽媽和老師都是他的私有物，只差沒插根國旗上去宣示主權而已 － 不會吧，您家的小孩已經在設計旗子了？
然後呢？
在接受教育之後，我們才會認知到自己有自由、權利、義務之類的抽象道德觀念，成為被社會接納並肩負責任的成人。
如果將上面的認知歷程與刑罰史比對，可以發現一個巧合。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刑罰，是像釘十字架、烙鐵、灌水之類，以『身體』為懲罰對象的肉體刑，死刑也包含在內。
接下來問世的，是像罰金、沒收之類，以『財產』為懲罰對象的財產刑。
最後才是像有期徒刑之類，以『自由』為懲罰對象的自由刑。
為什麼這兩者的歷程會如此相似？
因為經過長期的演進及文明發展下，像自由之類的抽象觀念的重要性，才會被社會全體所認同。相形之下，死刑的嚇阻力，主要建構在人類與生俱來，對『肉體死亡』的恐懼上。
所以整個社會必須經過長期的文明演進及發展，在生命觀念、司法體系都已經成熟時，死刑才會被其他刑罰所取代，成為社會認同的共同價值。
當社會已經不再需要死刑時，廢除死刑自然就會成為政策。
這也是歐洲各國廢除死刑的歷程。而反觀國內，目前至少還有將近七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
我們的司法體系，不時要面對『有罪推定』，『未審先判』的質疑。
我們的矯正機制不但超載，還要因為大量的再犯和累犯，而揹負『監獄倉庫化』的惡名。
就如張娟芬小姐所說：在這門課，我們真的有太多課程需要補修。
在這種環境下貿然上路的『廢除死刑』，充其量不過是為了自我滿足。
說到這裡，鄙人想舉幾個例子。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為了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達成『脫亞入歐』的目標，不僅在文化上全盤向西方列強看齊，連行政體系也不例外，其中之一，就是監獄制度的改革。
為了與西方的人權思想接軌，日本廢除了當時各藩像入墨之類的肉刑，並派遣政府官員至英美各地考察，將西方的監獄制度引進國內。當時日本訂定的『監獄規則』第一條開宗明義就說：
『監獄即禁錮罪人，並以此為懲戒之所。監獄應為仁愛之所，而非虐人之處；是懲戒之所，而非令人痛苦之處。』
聽起來真的很不錯，不是嗎？
但在這紙華美的條文背後，卻隱藏著日本監獄史上黑暗的一頁。
當時為了收容大量反抗明治政府的政治犯，日本於明治14年(1881)至明治24年間，在北海道設置了五座『集治監』 － 樺戶、空知、十勝、釧路及網走。當時的官方報告中說明，這五座集治監主要依據當時美國貴格教派（Quaker）的懲治思想，以勞動為改造犯人的主要手段，同時開發北海道。
但實際上這些集治監的設立目的，是為了和實業家勾結，利用收容人的廉價勞力，榨取當地的礦產和自然資源並中飽私囊。對收容在這裡的犯人而言，這五座監獄並不是什麼『仁愛之所』，而是不折不扣的『虐人之處』。
例如空知集治監的設置地點鄰近幌內煤礦，落成後半年收容人開採的煤礦產量，就已經是前一年一般礦工的五倍；四年後更高達十四倍。根據明治26年岡田朝太郎博士的視察報告，收容人必須在礦坑中連續工作12小時，因事故喪失手腳成殘者高達260人，失明者50人，而且即使行動不便，還是要下坑工作。因為過度注重產量，忽略安全措施，因深掘造成的氣爆意外時有所聞，管理當局採用的預防措施，是將收容人捆好後弔入礦井進行測試，如果弔入礦井的收容人停止掙扎，代表礦井裡有瓦斯。和英國礦工用金絲雀做為偵測工具沒兩樣。
釧路集治監則是鄰近硫磺礦山，開採半年後，300名收容人就有45人罹病，42人死亡，有多名獄卒及收容人因為硫磺和二氧化硫而失明。而這座礦山並不是公有財產，而是當時政商關係良好的安田財閥所有，採礦的收益幾乎全落入財閥的私蓄之中 － 在石化工業發展之前，硫磺是重要的戰略及民生物資，馬以工小姐曾經形容：當時硫磺的價值，和今天的石油和鈾礦差不多。
目前被稱為39號國道，全長170公里，連接旭川至網走的『中央道路』，也是由集治監的收容人舖設，從計劃到完成只花了8個月，付出的代價是162名收容人的性命，還有1916名參與工程的收容人，在築路過程中病倒。
如果根據當時日本政府的官方說法，這些人都是監獄制度改革後的『受益者』，除了可以透過勞役改造外，還能協助北海道的開發。
但對照他們的處境，顯然和這些『官方說法』差距甚遠。
將視野從明治維新的日本拉回來，我們看看另一個國家：南非。
在白人政府統治下被禁錮27年的曼德拉，認為死刑是南非白人壓迫黑人的工具，所以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後，就開始推動廢除死刑，直到1997年，終於廢除了所有實體法中的死刑條款。
但是在缺少執法和司法體系的配套，加上法律對犯罪者權益的過度保護，使得犯罪率始終居高不下。目前南非平均每年發生謀殺2.1萬件，強制性交5萬件，入室搶劫30萬件。聯合國在1998至2000年進行的調查指出，南非是世界上性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地區，受害者甚至包括嬰兒及幼童。
犯罪率高漲不但使南非的私人保全業大發利市，在2010年世界足球賽時，甚至影響各國參賽隊伍的後勤作業。像日本足協就通令媒體在比賽期間，禁止派遣女性記者前往採訪，知名的葡萄牙選手C羅，也不准自己的家人陪同出賽。儘管南非警方不斷保證犯罪率正在持續下降，但從日益升高的劫車及攔路行搶案件，以及南非警察首長曾有2006年在國會報告時，暗示對治安不滿的反對黨議員應該閉嘴並離開南非的『前科』，都令人懷疑官方說法的可信度。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在沒有社會共識下強行植入的公共制度，有時結果會比改革前還糟。
最後，因為江國慶案翻案的背景，楊先生最後也不忘提及，告訴大家死刑誤判可能的風險：
『如果沒有死刑，江國慶背負了十五年冤獄後，至少還能拾回未來的生活。如果沒有死刑，王文孝的證詞就不會變得死無對證，讓蘇建和三人那麼難以平反，讓吳銘漢家屬至今充滿憤慨。
如果沒有死刑，我們的司法人員就不能做出省事一了百了的判決，牽涉生死的案件可以有更多追查真相的機會。如果沒有死刑，我們的司法體制就必須對終身監禁刑罰做出更嚴謹的規劃，連帶也會對於可假釋與不可假釋罪行有更多思考處理。
國家要殺下一個人之前，可能認真想想歐洲的例子，認真想想江國慶嗎？』
但是換個角度看，蘇建和三人雖然得以平反，但十多年的無辜繫獄，已經使三人因為現實環境和精神上的重大創傷，而難以適應社會。
即使換成江國慶，在背負多年冤獄後，要如何補償他在十五年間失去的一切？而不是像楊先生所說的『至少還能拾回未來的生活』，雲淡風輕地一語帶過？
另外像王文孝，即使在死刑執行前三天，還一口咬定蘇建和等三名被告涉案。
如果再給他十餘年的時間，以當時的司法環境，蘇建和等三人還要多受多少冤屈和折磨？
再換做執法人員，如果沒有死刑，是否會給司法人員『反正怎麼判都不會死，即使判錯了還有冤獄補償』的僥倖心態，反而使誤判風險提高？
再者，江國慶案的問題在於刑求和非法取供，司法體系的問題，就要從司法體系解決，如果直接以『廢除死刑』做為降低風險的解藥，是否等於告訴偵辦人員：一切問題都是『死刑』的錯，只要不判死刑，不被抓到，即使刑求及非法取供也無妨？就像二十年前的台灣，遇到酒醉駕駛因撞到行道樹致死的案件時，不是開始嚴格查緝酒後駕車，而是找養工處把樹一鋸了事，即使連百年古木也無法倖免？是否能請楊先生除了帶我們飽覽歐洲的山光水色之餘，順便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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