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教科書上都讀過，北京是中國歷史上歷經元、明、清三代的文化古都，不過近五十年來由於政治狂熱、經濟發展、工業污染及近幾年的現代化建築，正如同寄生蟲般，由內而外蛀蝕這個古都的一切。
『城記』這本書記載的，就是北京城在五十年內，冰消瓦解的過程。
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是拆牌樓的過程。
直到清末，北京城中矗立在胡同口及街道上的牌樓，大大小小還有二十餘座，民國初年僅拆除了兩座，並將部份牌樓改建為混凝土結構。
但是在中共開始執政的1950年代，北京市政府就開始動手拆除市內所有的牌樓，只花了六年，全市的牌樓就拆到剩下四座，根本輪不到後來文革時的紅衛兵動手。
北京市政府的理由是什麼？
哦，因為太多人將車子撞在牌樓上了。
聽起來似乎當時北京市的駕駛，都患有張娟芬小姐所謂的『集體癲狂』，一看到牌樓就像神風特攻隊看到美軍船隻般，奮不顧身地撞上去。
而當時北京市政府的處理方式也很簡單：有人撞牌樓，我們就拆牌樓。
以此類推，有人撞廟塔，我們就拆廟塔。
有人撞石橋，我們就拆石橋。
有人撞城門，我們就拆城門。
有人撞故宮，我們就 － （事實上，在文革時真的有人以類似的理由，要求對故宮進行大規模的拆除及改建。）
就像台灣在二十年前，只要有人開車撞上行道樹致死，很多行政單位的選擇都是直接把樹喀嚓一聲鋸掉，根本不管肇事者當時是酒醉駕駛、超速，或是其他應該歸因於肇事者個人或是道路養護單位的問題。
這些直覺性的症狀解加上日後一波波的政治狂熱，使得被古建築學者推崇為具有整體美的北京城，目前只剩下東一塊，西一塊萬花筒般的碎片，漂浮在大量工業化生產，沒有特色的西式建築中。
而在今天所要討論的文章中，也能嗅到這類以症狀解來解決問題的味道。
張娟芬小姐在1月31日的蘋果日報中發表『誰是冤案的共犯』一文，除了主張法院應當肩負獨立審判之責，堅持無罪推定立場外。也以可以減少誤判所造成的損害為由，要求廢除死刑：
『總有人說：應該要有死刑，只要不要誤判就好了。然而只要有審判，就一定有誤判，就像只要有實驗，就會有誤差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漫無止境地全面否定司法體系，而是要提醒，再怎麼改革司法，還是有犯錯的可能。徒刑也有可能會誤判，但是死刑的誤判，對人民權益的危害，遠大於徒刑的誤判。』
張娟芬小姐『誰是冤案的共犯』原文連結
（請先點選連結，閱讀原文後，再繼續閱讀）
基本上，我們認同張小姐認為法院應當肩負獨立審判之責，堅持無罪推定立場的主張。
但對於『廢除死刑』能減少誤判所造成的損害的主張。恕鄙人無法苟同。
首先，這個主張是建構在『除了死刑造成的損害無法補償』的基礎上。
但是所有刑罰在設計上，都是以剝奪受刑人部份或全部的人權，做為主要的懲教手段，所以只要發生誤判，基本上都是無法彌補的，甚至根本用不著任何刑罰，只要在審理過程中發生一點瑕疵，就能毀掉一個人的一生。像我們之前提過，在1976年美國匹茲堡被指控犯下10宗強姦、綁架和持械搶劫罪行的自由攝影師羅伯特．狄倫，雖然日後找到真凶，所有案件也獲判無罪，但是在審判過程中他失去了客戶、妻子、家庭，還有原本清晰的神智，在獲判無罪之後，他還要想辦法償還父母為了幫他支付訴訟費用，從養老金中動用的款項。
1931年在利物浦被指控殺妻的保險經紀華萊士，雖然最後經英國高等法院宣判無罪，但他獲釋後就隱居到利物浦鄉間，成天惶惶不可終日，兩年後就因病過世。
還有1896年引發英國建立刑事上訴制度的『人民訴貝克案』中，無辜坐了多年詐欺冤獄的阿道夫．貝克，原本是成功的化學家，但他出獄後就罹患嚴重的精神衰弱，離群索居且畏懼人聲。
我們並不否認，死刑誤判的損失，的確無法挽回。
如果我們以『廢除死刑』做為減少誤判損害的手段，無異於告訴所有人：只要不是死刑犯，他們的損害是微不足道的。
他們至少還留下一條命，所以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所以呢，反正怎麼判都不會死，所以對證據也不用太斤斤計較，畢竟就算判錯，和死刑犯比起來，他們的損失並不大。
如果上面這些說法成為法官和司法單位的心證，誤判的風險只會有增無減。就像在開頭北京市政府的選擇般，當牌樓成為交通的難題時，拆牌樓是最直覺的選擇。
但是這個解答也無異告訴所有用路人，反正以後你也不用遵守什麼交通規則，什麼東西擋住你的路，我們都會把它拆掉，比電玩『大富翁』裡的機器工人還快。
事實上，這種『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做法，無形中也慣壞了北京市的駕駛人，讀者文摘就一度將北京市列為五個開車最危險的亞洲城市之一。
交通的問題，就要由交通來解決。
同樣的，當死刑成為審判的難題時，我們的選擇又是什麼？
另外，張小姐在文中提及，審判的誤判是無法避免的：
『總有人說：應該要有死刑，只要不要誤判就好了。然而只要有審判，就一定有誤判，就像只要有實驗，就會有誤差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漫無止境地全面否定司法體系，而是要提醒，再怎麼改革司法，還是有犯錯的可能。』
但是我們必須告訴各位，如果我們將『只要有審判，就一定有誤判』視為金科玉律，基本要改革司法是不可能的。
就像老師如果老是告訴學生：『只要有考試，就有考零分的可能』，這個學生的成績不可能會進步。
如果醫院的院長告訴手下的醫生：『只要看病，就有誤診的可能』，這個醫院的醫術水準不可能會有發展。
如果我們將社會上的的一些不公不義視為理所當然，這些不公不義將會成為某些人牟取暴利的巧門及怠忽職守的藉口，最終將會腐蝕整個社會的根基。
同樣的，如果我們將誤判視為理所當然且不可避免的，那誤判將會愈來愈多。
就像張小姐在文中舉的例子：『好比一個僱主可以選購風險較小的甲機器，它出錯時會夾斷工人的手指；也可選購風險較大的乙機器，出錯時會夾斷工人的頭。這位僱主豈可說：反正夾斷手指的風險我們都可以容忍了，何妨用那個會夾斷頭的？』
如果我們將『機器會夾斷人的部份肢體』視為無法違抗的定理，那這個論述不能算錯。
但我們是否能跳出這個框架，反問一句：『為什麼你的機器都會夾斷人的手或頭？我們花錢買的，可不是血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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