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玟副教授『台灣正在向極權國家看齊』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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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副教授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國際人權團體及歐盟對於維持死刑國家在死刑政策的要求，並沒有差別待遇：
『很多人都以為，西方廢死帝國主義只會欺負台灣這種沒有國際地位的國家，事實上，從1990年代歐盟確立反死刑之立場開始，歐洲國家與美國就為死刑存廢有諸多爭論。讓美國人感到驚訝的是，美國的死刑案件在歐洲被鉅細靡遺地報導，美國的死刑執行經常引起歐洲民眾的示威抗議，2000年義大利移民 Derek Rocco Barnabei 在美國被執行死刑時，正參加澳洲雪梨奧運的義大利代表隊甚至公開為 Barnabei 默哀，某個義大利小鎮甚至給予其榮譽公民的身份。在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訪歐時，法國教育部長Jack Lang 公開稱他為「連續殺人魔」（serial assassin），因為他是美國史上簽署最多死刑執行令的州長。某些歐洲公司的股東向公司的管理部門施壓，要求公司不得在美國尚有死刑的州設廠。知名義大利服飾公司Benetton甚至在美國推出「我們同為死刑犯」（We are on Death Row）的廣告，並將美國死囚的照片置入於廣告之中。另外，歐盟也花費相當多的經費與力氣，要求日本與美國這兩個參與歐盟的國家廢除死刑。在死刑議題上，國際人權團體與歐盟對所謂的強國與弱國並沒有如指控的差別待遇。』
然而李副教授所舉的例子，都是民間或官方，對執行死刑國家及個人表達抗議，並沒有透過個人職務上授與的權力，要求對方必須執行某些政策。
但是這次引發爭議的導火線，卻是兩位明年可能要來台灣審查人權報告的學者，聯名要求政府必須執行某些政策。
兩者的性質，似乎並不相同。
其次，李副教授認為『我們的政府正透過洩漏機密文件的方式，帶頭鼓吹國民的仇外情緒』：
『首先，台灣政府需要國民仇外情緒的保護才能執行死刑嗎？事實上，放話洩漏國際干預的外交部官員也透露，歐洲對台灣的死刑議題其實沒有什麼影響力，先前台灣只擔心免簽受影響，所以才拖延了死刑的執行，現在根本毫無顧忌了。這話是事實，歐盟跟台灣的外交關係，關鍵因素其實是中國，只要中國不杯葛，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與國民素質，免簽早就不是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官員頻頻放話又是為什麼？是不是愛面子的馬政府不能不顧國際觀感，即便台灣社會因為台南割喉案的發生，死刑支持的情緒高漲，但政府還是希望加強死刑執行的正當性，因而透過放話，跟向來友善且支持死刑的媒體合演一齣戲？如果政府對於死刑執行的正當性這樣有信心，為何要操弄這種極權國家愛用的伎倆？』
不好意思，李副教授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我們的政府正透過洩漏機密文件的方式，帶頭鼓吹國民的仇外情緒』？
光是公文為媒體得知，並不能證明政府刻意洩漏。如果根據李副教授的理論，黎智英先生之前控訴政府打壓壹傳媒的說法，顯然是無的放矢。光從壹週刊幾乎每期都有政府『刻意洩漏』的公文，就能看出我們大有為的政府有多麼『照顧』他們。
而且，李副教授認為政府洩漏公文，是為了『帶頭鼓吹國民的仇外情緒，加強死刑執行的正當性』。
然而這次公文洩漏事件在民間除了質疑歐盟干涉內政外，我們的總統光接到兩個學者的聯名函，就嚇到要法務部及外交部『妥慎研處』的舉措，也讓民間指責政府軟弱無能。對政府形象的傷害，只怕遠勝於歐盟和聯合國。
如果真如李副教授所言，歐洲對台灣的死刑議題沒什麼影響力，而且台灣真的是極權國家的話。光是台南割喉殺童案，就已經可以給政府執行死刑的理由。為什麼還要靠洩漏這種『打死一萬要自傷八千』的資料，來鼓吹國民的仇外情緒（說不定仇外情緒鼓吹不成，要求換人執政的聲音就會先跑出來）？
另外，李副教授的資料來源，是『放話洩漏國際干預的外交部官員』（就台灣人而言，這個名字滿長的。呃...是外國人嗎？）。
以前在邱和順案和其他死刑犯的審判案件中，儘管判決書中引用的口供，都出自有名有姓的人或單位。然而廢死聯盟一直告訴我們，這些口供是不可信的、是有問題的，審判要講究證據，不要未審先判。
然而當被告變成政府時，李副教授竟然只憑一個連名字都不可告人的『外交部官員』的說法，就一口咬定政府『正透過洩漏機密文件的方式，帶頭鼓吹國民的仇外情緒』。
是李副教授有難言之隱，還是這位『外交部官員』的真實身份，其實是『哈利波特』裡的另一名男主角：『那個我們不能說出名字的人』？
從這個例子鄙人不禁質疑廢死聯盟：他們之前稱為『普世價值』的東西，像是自由、財產、生命、公正審判之類的人權，是否只能供與他們意見相同的人享有，對其他人而言不過是奢侈品（尤其是和他們意見相左的人）？
接著，李副教授談到台灣目前死刑執行的秘密主義，言下之義似乎指責法務部不能對家屬說，不能對人權團體說，但卻能對媒體說：
『更諷刺的是，家屬不知道執行時間，不少媒體卻事先就有風聲，甚至在執行時還可以拍到看守所管理員在執行完畢之後祭拜的照片。』
不知道李副教授是否有聽過美國五角大廈『Pizza和停車場』的故事？
越戰之後，美國國防部發現媒體經常可以猜出重大軍事行動的大概日期，而且準確度還相當高。
因為這些軍事行動都是高度機密，國防部一度懷疑是內部職員洩密給媒體，因而對內部人員進行稽查。
後來發現洩密的來源根本不在五角大廈內，而是外面的停車場，以及附近的Pizza速食店。
在軍事行動執行前幾天，相關人員因為要進行最後檢查，經常徹夜加班，晚上會打電話給附近的速食店叫Pizza當宵夜，因為高階軍官也必須坐鎮指揮，即使已經過了下班時間，他們的車子仍然會停在停車場裡。
所以媒體只要發現五角大廈附近的Pizza速食店訂單增加，以及下班後大部份的車子都留在停車場裡，就可以推斷近日內將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從上面的故事不難發現，公務員因為受到『依法行政』的約束，在行事上會顯得一板一眼，也因此可以從很多蛛絲馬跡推斷出政府的舉動，根本不用透過內部人員洩密。
以死刑執行來講，台灣目前只有五所監所有刑場，而且因為死刑犯的收容地點縮小了可能性，再加上死刑執行前的準備工作必須頻繁進出刑場，媒體只要發現相關的蛛絲馬跡後在刑場守候，就可能會拍到執行的場景。
鄙人也認同死刑執行必須事先通知親屬，但台灣及日本死刑執行的秘密主義做法，背後都有歷史上的原因，鄙意以為應該就法律和人情的觀點論述。而不是像李副教授這種似乎是法務部故意洩漏執行消息給媒體之類的陰謀論說法。
最後，李副教授提到目前死刑犯執行沒有時間表的做法，實際上創造了一個政府可以利用死刑執行來達成其他政治目的的空間：
『最後，即便台灣無法放棄死刑，但政府的執行必須正當合理，不應該出於政治算計。法務部號稱對每個死刑案件嚴格審核，因而死刑執行沒有一定的時間表。但事實上，這種權限創造了一個政府可以利用死刑執行來達成其他政治目的的空間。』
雖然李副教授口中講得冠冕堂皇，然而為什麼台灣的死刑執行沒有一定的時間表？
因為我們有一個人權團體一直用更審、釋憲、要求特赦等手段，為目前等待執行的死刑犯延命。
鄙人不否認更審是預防冤獄的必要手段。
然而當更審、釋憲、要求特赦已經變成『以無理對抗無理』時，這種更審是否還有意義？
更好笑的是，這個人權團體還可以指控政府『利用死刑執行來達成其他政治目的』。
台灣會不會變成極權國家？
老實說，鄙人不知道（至少從我們的總統光接到兩個學者的聯名函，就嚇到要法務部及外交部『妥慎研處』看來，似乎不太符合極權國家元首的形象）。
不過在歷史上，一次大戰後的納粹和蘇聯也是拿猶太人計劃以經濟力量顛覆歐洲各國政府，建立極權國家為理由，推動民間的反猶運動，並演變成後來對猶太人的迫害與屠殺。
被叫做極權國家的對象，或許並非無辜。
然而會動輒稱人『極權國家』之輩，背後的動機也未必純潔。
又及：
另外，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給這篇文章配的插圖滿不錯的（如下圖），是反映大部份民眾對這篇文章的看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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