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恕的艱難 － 寫在九月十一日公聽會之後，及回應張娟芬小姐『殺戮的艱難』（一）

一．前言：

在九月十一日公聽會之前，鄙人在一篇文章『把最胖的推下去 － 回應黃丞儀『復仇、正義與生命的刻度』』中的結尾曾經寫過一段話：

『倘若連國家最高研究機關的法律專才，都認為政府必須像磨坊裡拉磨的驢子般，只有在民意『迫切需要』持續不斷的鞭笞下，才能夠執行法律及政令。那鄙人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和政策執行者，施政滿意度永遠只有三到四成。』

如今在欠缺民意持續的監督之下，政府對於死刑的態度無異於回到四年前，只要沒人出聲，就繼續裝聾作啞；這頭拉磨的驢在缺少監督及鞭笞下，已經停了下來。許多廢除死刑的支持者已經開始在媒體上額手稱慶，準備留下記錄，宣佈自已在2010年的廢死爭議中，是無人能挑戰的勝利者。

清末作家吳趼人的作品『九命奇冤』中，主角梁天來在一家九口被富戶凌貴興一家糾眾殺死後，原本相信司法會還他一個公道，但是凌家用金錢買通了縣中的各級衙門，梁天來的上告不但被連連駁回，連唯一支持他，義務幫他寫狀紙的訟師也因為衙門嚴峻的駁語憂憤成疾，吐血而亡。

最後梁天來在家產耗盡，知己過世後，聽從了老母親的勸告：『可能是我們前輩子欠他們家的，還有日子要過，算了吧。』

不過梁天來後來有一天在街上遇到凌貴興後，就改變了主意。

因為凌貴興當著全街百姓的面告訴他：你就算上京告御狀，也告不倒我。

結果梁天來為了瞞過凌貴興的爪牙，真的找了條船走水路到京城，向當時的雍正皇帝告御狀。

如今，我完全可以瞭解當時梁天來心中的悲憤。

假如政府真的需要民意鞭笞，才能繼續有所作為，那麼，我願意當第一個拿鞭子的人。

今天要討論的，是張娟芬小姐的『殺戮的艱難』，自從2005年以來，該文始終是廢死團體奉為圭臬的說帖，直到今天。

張娟芬小姐『殺戮的艱難』原文連結

那麼，該從那裡開始呢？

二．運動員和襌宗和尚：

在『殺戮的艱難』的開頭，引用了兩名死刑犯的故事：王文孝和湯英伸。

『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摘錄自原文)

我記得以前看過一本書，書名已經忘記了，但是主旨還記得：『運動，是對健康有害的。』

和『殺戮的艱難』一樣，書中開頭也引用了兩個例子：運動員和襌宗和尚。

很多名人都告訴我們運動對健康有好處，但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各項運動的運動員很多在六十歲之前就已經百病纏身，甚至早早就離開人世（最典型的例子，是曾獲1988漢城奧運田徑項目三面金牌，卻在1998年猝逝的『花蝴蝶』葛瑞菲絲）？但是看上去弱不禁風的襌宗和尚，卻有不少高僧可以活上七八十歲？

光從作者的論述來看，這項質疑的確很合理，不過，先別急著丟掉家裡的跑步機、慢跑鞋和健身器材。

讓我們翻開作者搭的這片佈景，看一下後面的帆布和鐵架。

在職業比賽中，運動員的目標是挑戰人類的體能極限，所以他們的運動強度，是一般人的好幾倍。例如職業足球選手在兩個鐘頭的比賽中，所消耗的熱量，是一般人每日消耗熱量的八倍，勞動者每日消耗熱量的三倍。有時他們還必須漠視個人身心的限制和痛苦上場比賽，美國職籃的『光頭惡漢』巴克利，和職棒紅襪隊的投手席林，都曾有在腳踝受傷時帶傷上場的記錄。運動生涯對他們而言，已經不是單純維持健康的手段，而是對個人身體機能的挑戰。

另一方面，禪宗和尚也不是像作者所說的『弱不禁風』，因為受到百丈清規的影響，禪宗的僧侶除了早晚課等宗教儀規外，還要做像開墾菜園、清掃、烹煮三餐之類的勞動，不能假手他人，規律的作息加上適當的勞動，才是禪宗僧侶得享高齡的秘密。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很多文章言之鑿鑿的例子，深究起來，有時候是很不靠譜的。

讓我們回到『殺戮的艱難』。首先，看看王文孝的例子。

在犯下吳銘漢夫婦一案時，王文孝的身份是現役軍人，所以在審判程序上，是採用軍事審判。

和一般的刑事審判相比，軍事審判最大的特點，在於『矯正犯罪者的惡行』，並不是審判的主要目的。
 
『讓未犯罪者能夠心生畏懼，不敢犯罪。』才是軍事審判的主要目的。

『新厚黑學』的作者朱津寧曾經說過：軍人接受專業訓練的目的，就是在必要時，為了國家安全殺人或被殺。這話聽起來雖然刺耳，但也點出了兩個重點：

首先，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軍人個人的生命安全，並不是領導者決策上的首要考量。

其次，如果軍人運用專業技能的目的不是為了國家安全，而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會對無武裝的平民造成多大的傷害？

在這兩個前提下，標準從嚴、量刑從重、執行從速就成了軍事審判的特點。『殺戮的艱難』中，張小姐將王文孝的死刑執行說成像『水滸傳』中江州法場那樣的大場面，其用意並不是對『弱小的』王文孝橫施暴行，而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告訴全國的現役軍人：像王文孝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值得原諒、同情、甚至是效法的。

另外，我們再提到湯英伸。

現在一提到湯英伸的案件，很多人權團體就開始大加撻伐，認為是漢人對原住民的欺壓與迫害。但是，為什麼每一審法官的判決都是死刑？

因為湯英伸案的三名死者中，有一個是湯英伸老闆兩歲的女兒。當時她因為驚嚇而哭鬧不已，已經失去理智的湯英伸順便一口氣將她舉起來，活活摔死在地上。

從為了搜捕剛出生的耶穌，大肆屠殺猶太人幼兒的希律王開始，『屠殺幼兒』不管在東西方，都是為世人唾棄和詛咒的萬國公罪。甚至在今天美國的聯邦調查局，都將殺害或綁架幼童，視為絕對要偵破的重點案件。

在這裡，我們要提到一個人，小早川秀秋。

你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但你或許知道他的義父，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在攻打朝鮮時，特地派這名義子隨軍出征，希望他能立下功勳。而小早川秀秋也沒有辜負義父的期望，在蔚山城迎擊明朝軍隊時，他不但生擒敵將，還斬殺大量敵人，虜獲頭顱無數。

但沒等到戰爭結束，豐臣秀吉就連忙召回這名乾兒子，在日本等待他的，不是加官晉爵，而是減封和貶謫。

為什麼？

因為初次上戰場的小早川秀秋為了誇大戰功，砍下的大部份都是小孩和女人的人頭。

你沒聽錯，是小孩和女人的人頭。

連在父子兄弟都可能束甲相殘，殺到眼紅時根本六親不認的戰場上，『不能殺女人和小孩』都是所有人心中的『潛規則』。你認為在已經有法律、文明和道德約束下的社會中，我們又能給予湯英伸多少同情？
 

張小姐，沒錯，殺戮的確很艱難。
 

但對於我等凡人，更艱難的，是毫無理由，沒有條件的寬恕。

三．寬恕的艱難

在『殺戮的艱難』中，引用了丹諾為婁伯（Loeb）與李歐普（Leopold）綁架案辯護的場景，說明判處兩個十九歲的年輕人死刑，是不明智的決定：

『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摘錄自原文）

為了這一段，我重新讀了丹諾自傳（請到圖書館或二手書店找金陵出版社的舊版，因為新版刪掉了原本轉載自聯合報，關於李歐普與婁伯在獄中及出獄後的故事），期待能找到張小姐所說『悔悟』的證據。

李歐普在入獄後，除了開設函授學校外，還運用個人的法律專長，義務為收容人寫上訴狀，二次大戰軍方為前線戰士研發疫苗，需要志願的人體實驗對象時，李歐普號召同監獄的收容人四百多人參加，他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比張小姐在文中所寫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讀到後來，一個念頭始終在心中盤旋不去。

關於李歐普在獄中及出獄中的記錄，一直沒有提到巴比。那個被他與婁伯綁架及殺害的十四歲男孩。

在李歐普的記錄中，一直沒有提到他對巴比和他的家人有什麼歉意及表示。

即使在日後因為假釋申請，法官詢問他當時為什麼要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罪行時，他的回答也是：「我當時還年輕，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似乎巴比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小坑洞，只要看不到就沒事了。

我肯定李歐普在獄中及出獄後的行為，但是感覺上他似乎一直在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將這個人生的小瑕疵蓋起來。
 

這種行為是否能稱為『悔悟』？老實說，我不知道。

另外張小姐透過丹諾的辯詞，認為『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摘錄自原文）
 
但是張小姐，我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

我們和妳保護的對象呼吸一樣的空氣，喝一樣的水，也要面對開門七件事，面對生老病死、喜怒哀樂。

就像『天方夜譚』中『水手辛巴達』中一開頭，乞丐辛巴達坐在水手辛巴達的豪宅外哀號：『阿拉啊，他叫辛巴達，我也叫辛巴達，為什麼他可以住豪宅，我卻要當乞丐？』

正在屋裡設宴的水手辛巴達聽到了，就叫僕人帶他進來，引他上座後對他說：『朋友啊，其實你不知道，在不久之前，我也是和你一樣的。』

如果妳所保護的對象是遭人欺壓的『軟柿子』，那在刑案中受害的我們是什麼？柿樹下的爛泥嗎？

況且，如果將犯罪原因一味歸咎於社會的不公平，是否等於告訴社會的弱勢族群：

『起來吧，快點加入犯罪組織。除了可以吃香喝辣，社會地位一夕暴升，即使失風被捕，也可以說是社會對你們不公平，判刑也會比別人輕。』

另外，妳認為對罪犯的處置應該是輔導式的，而不是死刑一勞永逸式的。

但是很多死刑犯在判處死刑之前，都曾經有過許多次可以悔悟或接受輔導的機會。

例如陳進興，白曉燕案之前就有竊盜、傷害、結夥搶劫前科，還有一次不起訴和兩次交付保護管束記錄，甚至在他前科累累之際，法院還是念在他剛成家，決定判決不起訴和交付保護管束，希望能再多給他一次機會。

在五常街槍戰中伏法的高天民，有五十幾項搶奪、強盜前科。

女保險員命案中的共犯廣德強，有多項竊盜前科。

如果經過這麼多次的入獄出獄、保護管束都不能改變一個人，為什麼只要終身監禁就可以讓他悔悟？

而且目前廢死聯盟規劃中的終身監禁，並不是『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而是『有開釋條件的無期徒刑』。

那不是和在沒有取代方案下，直接廢除死刑一樣嗎？

這和妳所說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裡」』，根本是兩回事。

另外，妳還認為用終身監禁取代死刑後『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難道妳不知道，為了防止犯人利用工作機會製作武器和逃獄工具，傷害戒護及教化人員。終身監禁的犯人除了不能從事生產活動外，還要為他們規劃獨立的戒護與活動空間。甚至還有可能壓縮到目前徒刑犯的生活空間嗎？

妳還說將已經逮捕的犯人判處死刑是『防衛過當』，因為『如果他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我卻還殺他，那是防衛過當。當罪犯已經入獄、失去了危害社會的能力，我們卻還透過公權力來殺他，那也是防衛過當；或者，其實就是殺人。我們沒別的選擇嗎？有啊，把他關起來啊。』

如果依照妳的理論，把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的犯人『關起來』，那我不是算妨害自由嗎？

即不能殺，關起來似乎也問題重重，還不確定對方最後是否能夠悔悟。

人權團體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是要我們選擇寬恕。

毫無理由，沒有條件的寬恕。

沒錯，耶穌基督曾經告訴我們對於罪人，要饒恕他七十個七次。

但是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對神而言，時間和空間都是無限的。

對於我等凡人，這種寬恕，實在太艱難了。

(未完待續)

 下續：寬恕的艱難 － 寫在九月十一日公聽會之後，及回應張娟芬小姐『殺戮的艱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