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博雅先生『10月10日：中華民國，生日不快樂』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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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先生在文中提到：
『和解的前提，是加害者誠摯地反省以及真心地悔悟。江國慶遇害後，帶頭刑求的陳肇敏等軍官至今沒有負起責任。國家槍斃了江國慶，事後僅以納稅人的一億元補償江家，不但沒有積極地向陳肇敏等人求償，也沒有檢討死刑造成的冤、錯殺問題。』
不可諱言的，江國慶案是屬於全國人民的悲劇。
在這個冤案中，加害者是帶頭刑求的陳肇敏等軍官，而被害者是江國慶。
然而，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應該還記得，之前廢死聯盟才告訴過我們，不要讓家屬涉入相關的爭論中。誠如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史英董事長所言：
『受害者家屬：他們真正的理由，無論口頭上怎麼說，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要復仇。當人心裡充滿傷痛，仇恨是很自然的緩解劑：全心全意去仇恨兇手的時候，就可以不必一直陷在思念、懊悔（如果當時…）、內疚（如果以前對他更好一點…）的痛苦的深淵之中。』
『就像如果法官本人是受害家屬，他理當迴避和該案件相關的任何法律程序；這並不是說他不能表達意見，或出庭作證，或對他有任何不敬或不信任，而是基於人道的理由，一個社會不該讓一個遭受重大變故的人，承擔他所難以承受的「客觀判斷」的責任。』（摘錄自史英董事長『人們為什麼支持死刑？』）
但是就這次江國慶案的處理方式而言，廢死聯盟的做法，和他們先前所說的，完全是兩回事。
感覺上似乎求償是不重要的，保護江媽媽是不重要的。
要政府嚴懲帶頭刑求的陳肇敏等軍官，似乎也是不重要的。
要趕快好好利用這個『劫材』，逼迫政府廢除死刑，才是重要的。
其次，毫不意外的，苗先生在文中主張：
『你一定曾經聽過，死刑犯都是罪大惡極人神共憤。但歷史告訴我們，真相並非如此。現在台灣的刑場上，還有61個死刑犯在排隊。我們或許對死刑存廢的看法不同，但我想我們都同意，「江國慶必須是最後一個，不能再有錯殺」。
我沒看過全部的61案，但我看過其中一案，他的名字是鄭性澤，他的死刑判決有問題...』
苗先生，您只看過其中一案，為什麼就可以認定其他的案件大部份都有問題？所以才需要用停止或廢除死刑這麼極端的手段？
這種心態跟『只看過媒體報導，就認為當事人罪大惡極，人神共憤』之類，被廢死聯盟撻伐為『鄉民』之流何異？
另外，目前台灣的自由刑受刑人人數遠高於死刑，冤案件數也高於死刑。再加上之前廢死聯盟的林執行長才引用美國的例子開示我們，即使證明是冤案，獲得補償的機會也很低，時間也會拖很長。
如果根據苗先生的邏輯，是否我們要廢除自由刑，以避免冤案的發生？
這種『用截肢治療香港腳』的方法一聽就知道有問題，但是廢死聯盟卻一用再用，而且樂此不疲。
鄙人認同廢死聯盟利用國際反死刑日，呼籲全國民眾正視及思考死刑存廢問題的用心良苦。
但鄙人也希望廢死聯盟認清自己在江國慶案中的角色，是被害者家屬的代表。
如果根據廢死聯盟之前告訴我們的，這個角色的工作，應該是幫助被害者家屬回歸社會，讓社會回歸平靜。
過度夾帶太多訴求，只有可能模糊焦點，最後犧牲的，還是被害者家屬。
正如一句俗話所說的：『能挾到碗裡的，不一定都是菜』。
例如在另一篇文章：翁麗淑小姐的『給孩子的信：「究責」到底在究什麼責？！』中，翁小姐提到：
『權力小的人犯的錯很容易被放大，而權力大的人犯了錯，我們卻很容易就原諒了，這是從小就訓練來的。』
這句話說的很不錯。
但是別忘了，2006年，因為廢死聯盟的律師調走了鍾德樹的案卷和死刑執行令，讓鍾德樹的死刑無法執行，成為台灣司法史上的懸案。
2010年，廢死聯盟曾經未經當事人同意，自行刻章蓋用在死刑犯的釋憲聲請書上。雖然台北地檢署裁定不起訴，但北檢也認為：『自行刻章蓋用在釋憲聲請書上，作法確有瑕疵。』
甚至於陸正案的被害人家屬陸晉德先生也提到。在陸正案某次審判後，被告辯護律師竟指著他說：『將來上帝會審判你』。旁聽席聲援被告團體的成員中，也有人當庭詛咒承審法官：『會衰三代、不得好死！』
權力大的人犯錯，的確很容易被原諒。
然而近年來很多管理學者和社會運動的例子都告訴我們，權力不僅限於地位或職銜。
和傳統奠基於職務授權的權力相比，這種權力更難以約束和節制。
經常自稱『受過邏輯訓練』的廢死聯盟，和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平民，到底權力誰大誰小，鄙人不煩贅述，就留待各位公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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