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法律系蔡聖偉副教授，於月旦法學雜誌第192期發表『核電廠與死刑』一文，藉由核電政策和死刑政策的對照，強調廢除死刑的合理性：
『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竟然有著令人驚訝的高度相似性！
小小的台灣，就有四座核電廠，其中三座甚至密集座落於新北市。沒有發生問題前，大家都會覺得災難離自己很遙遠，無需杞人憂天，並認為一再提出警告的人很可笑，沒事找事。另一方面，現行法中有規定死刑的罪名，超過五十個。出現被確認的誤判案件之前，一般民眾都會認為，每個被判死刑的被告都是罪有應得（套句當下的名言：哪個是被冤枉的），同時也覺得主張廢除死刑的人不可理喻。然而，一旦發生問題，這兩個機制都會引發無可逆轉的影響，並且直接侵蝕到一個人的存在，也就是生命。』
蔡聖偉副教授『核電廠與死刑』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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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蔡副教授認為：
『死刑制度的確可以快速滿足大眾（包括被害人）的心理需求，感覺正義得到伸張。然而，正義能夠實現的首要前提，是對「真正的」行為人施以制裁。如果誤判並錯誤地執行了死刑，不但原本伸張正義的期待落空，國家機器反而製造出一個新的惡害，而且還是一個不可能逆轉回復的惡害。』
『「建造一座能夠抵抗任何災難的核電廠」和「建構一個永遠不會誤判出錯的司法體系」一樣，都是天方夜譚。更不用說，再完美的機制也還是要由不完美的人類來操作，所以先天就註定會有出錯的可能。不可能做到的事，就不需要（也不應該）當作討論、衡量的前提，而必須正視出差錯的後果。』
但鄙意以為不論是何種刑罰，只要誤判就是『不可能逆轉回復的惡害』，並不限於死刑。
因為人只能活一次。不論是自由、財產或名譽，失去了就不能再挽回。
或許廢死人士會說，至少他還留下一條命，還有時間可以重來。
但如果我們就如此認定，是否代表我們只以『活著』來衡量生命？
是否這代表只要對方還『活著』，做什麼都沒關係，反正都可以重來？
當事人自己也許可以對自己的生命一笑置之，但如果是『能以一張紙，一枝筆取人性命』的法律人士，用這種論點看待他人的生命，則是對生命價值的蔑視。
鄙意以為刑罰的目的除了教化受刑人外，更重要的是藉由受刑人的處遇，告訴社會大眾犯罪的結果，所以在設計上至少必須儘量符合社會認可的正義價值，才能發揮社會教化的功能。如果只是基於單純避免傷害的理由而減輕刑罰，除了扭曲刑罰的原意，也會讓司法體系在沒有風險的顧慮下因循苟且 － 反正就算偵辦出了什麼問題，法官也不會判這傢伙死刑，那不妨就...（...的意義為何，各位不妨自己想像）。
作家王鼎鈞有一篇文章『完美的人生』。文中提到：
『謹慎自愛本是美德，但倘若過分，就變成畏縮無能。在戰壕裡，戰士倘若開槍射擊，就容易使敵人瞄準他的位置，但是一槍不放的戰士，又如何立功？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話的確是經驗之談，但是發明這句話的人可曾想過：不做不錯的「不錯」，到底有什麼價值？
學習走路的孩子沒有不摔過跤的，並且千萬孩子之中，可能有一個摔成腦震盪。有一位母親因此堅決不要她的孩子學走路，那孩子果然從來沒有摔過跤，身上也沒有疤痕，但是終於變成癱子，一生要坐輪椅。人生有些痛苦是要受的，有些代價是要付的，有些過失是要犯的 － 只犯一次，不犯第二次。』
誠如文中所言：『不做不錯的「不錯」，到底有什麼價值？』
這句話說的除了人生的選擇，或許還包括了我們的司法體系。
其次，蔡副教授認為：
『相反的，死刑一旦錯誤執行，則會同時剝奪任何補償本人的可能性。因為發生江國慶事件，呼籲大家應藉此認清死刑問題的聲音，卻被貼上「消費江國慶案件」的標籤，是個非常詭異的反應；就像是有人做錯事，卻不允許別人用這件事來非難他一樣的無理。如果大家習慣並且接受這種詭辯式的政治語言，就再也不會有什麼能夠引發社會或個人自我反省的可能。』
鄙意以為江國慶案應該質疑的是『刑求取供的偵辦方式』，而不是『死刑』。以這種『倒果為因』的思考謬誤討論江國慶案，只會助長司法機關刑求取供的惡習。就像以前某家工廠先後有多名員工在進行高處作業時摔落地面受傷。於是廠方從大學找來知名的統計學教授研究解決之道。教授在分析每一起事件後，發現員工都是從梯子的最高一級摔下來。
經過分析之後，教授提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頭盔？不是。
安全索？錯了。
聯絡救護車？差遠了。
這位統計學教授的解決方案是：把廠內所有梯子的最高一級鋸掉，如果不放心的話，多鋸幾級也可以，謝謝。
這個『解決方案』的荒唐之處在於：把『從梯子的最高一級摔下來』當成『問題』，而不是『結果』。
看完這個笑話之後，再回頭看看蔡副教授的論點，是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現實中，英國司法體系在面對1896年『人民訴貝克案』的衝擊時，他們的改進方法是建立刑事上訴制度，而不是乾脆廢除自由刑，以防止十年大獄把一個學者關成重度精神衰弱患者的風險。
那為什麼面對死刑誤判的風險時，人權團體為何會有如此的主張？
最後，蔡副教授提到：
『在一個只看功利後果、極端重視群體最大利益的社會中，往往會傾向將少數人的個人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存在」）當作可被交換、犧牲的籌碼，進而不加思索地迎接死刑制度及核能發電的方便，忍受其所伴隨的「低」風險。』
如果根據蔡副教授的理論，則廢除死刑是否也是將被害者和其家屬視為可以被交換、犧牲的籌碼？因為加害人的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所以他們的犧牲是可以被淡化的？
不過批評之餘，鄙人倒覺得蔡副教授開頭的引言說得相當有道理：
『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竟然有著令人驚訝的高度相似性！』
說到這裡，我們要提到一個國家：德國。
去年受到日本在311震災造成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的衝擊，德國政府決定於2022年前逐步廢棄核能發電廠；首先德國陸續關閉了8座核反應爐，其中5座當成備用發電機組，剩下的9座核反應爐，也預定於2015年到2022年間關閉。
當時德國國內已經有經濟及工業學者警告，在沒有配套措施下貿然上路的廢核政策，可能無法因應暴增的能源需求。但是在環保團體以道德訴求宣傳下，這些警告並沒有受到重視。在台灣提到這個問題時，環保及反核人士的回應也大多是『德國人做事一向高瞻遠矚，準備周詳，一定沒問題的』之類的詞句。
結果環保人士口中『高瞻遠矚，準備周詳』的德國政府，只撐了九個多月。
因為他們遇到了半世紀前希特勒進攻蘇聯時，面對的同一個敵人：永生不死的冬將軍。
去年冬季由於強烈寒流籠罩全歐，在短短11天中，就有389人死於酷寒。為了面對寒流來襲，德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啟用部份已經關閉的核電廠，以因應暴增的巨大用電量。
原先基於滿足少數人的道德考量（或該說是信仰），在沒有取得社會共識及配套措施下貿然上路的政策，後來卻因為無法解決種種現實因素，而必須中途喊停。
這是否和某些國家，先是因為執政者的個人信仰宣佈廢除死刑，但後來因為無法應付民意、犯罪率等現實問題，而又恢復死刑的困境相彷彿？（或許也包括停止死刑四年後，又恢復執行的台灣）
或許廢除死刑的確是普世價值，是世界的趨勢。
但是，在沒有取得社會共識及配套措施下，貿然上路的廢除死刑政策。充其量只能滿足某些人的道德信仰，在面對現實時，往往是不堪一擊的。
就像傑克．倫敦的作品『海狼』中，一向以暴力為手段的捕狸船船長在面對主角向他大肆宣揚自由、道德和仁愛時，他的反應是用巨大的手掌一把叉住主角的脖子壓在牆上：
『好，現在我只要一用力就能捏碎你的喉嚨，麻煩你告訴我，你所說的那些自由、道德和仁愛，現在對你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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